唐代公主书法文化管窥——常春
www.zg-xbwh.com   2016-07-25 20:20:27   浏览次数:

   ——从《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墓志》说起
 
常 春
 
(西安美术学院 国画系 书法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通过对《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墓志》书法艺术与价值的分析,探究了大唐玉真公主楷书书法的艺术特征:楷法森严;宗法欧阳;秀丽妍逸;骨肉端方。唐代公主书法文化的繁荣不仅与唐代浓郁的习书风气和完备的教育制度相关,更与她们的家庭教育,尤其是与唐代帝王的倡导密不可分。在唐代211位公主中,有文献记载的善书公主有7位,她们分别是临川公主、长乐公主、兰陵公主、晋阳公主、代国公主、鄎国公主、玉真公主。
 
  关键词:唐代;公主;书法;《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墓志》
 
  基金项目: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09CF084)
 
  2012年度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2JK0320)
 
  作者简介:常春,女,陕西西安人,美术学博士,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
 
  延续了近三个世纪的唐王朝上承秦汉之雄浑,下启宋明之繁盛,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辉煌盛世。唐代书法也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巅峰,书法文化极为兴盛,著名书家比比皆是。虽然人们往往关注的是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作为焦点的男性书家,但实际上中国古代从来就不乏女性书家,如蔡文姬、卫夫人、薛涛、李清照、朱淑真、管夫人、邢慈静、黄媛介等等。尤其在唐代涌现出了一大批工于翰墨书法的女性,其中《新唐书》、《旧唐书》,南宋《宣和书谱》、清代《玉台书史》等书学著作都对唐代女性书家的书法事迹及笔墨风格等做了大量记载,这引起了我的密切关注。近些年来,我从唐代女性书家入手,先后撰写并发表了《唐代女性书法文化》、《唐代女性的书法教育》等文章,本文则是从《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墓志》这样一个独特的原点出发,以点带面,研究唐代公主的书法文化,希望灿烂的女性书法文化现象能引起更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
 
一、《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墓志》及其书法艺术
 
  《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墓志》1974年出土于陕西省蒲城县三合乡武家村东金仙公主墓,现藏陕西省蒲城县博物馆。志石高106厘米,宽108厘米,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志盖齐全。志文共为三十三行,行三十三字,楷书,志盖篆书“大唐古(故)金仙长公主志石之铭”十二字,四行,行三字。志石、志盖四周均刻花纹。见图一、图二。
 
      
 
             图一: 金仙公主墓志                        图二: 金仙公主墓志盖
 
  金仙公主(689—732),唐睿宗女,德妃窦氏所生。据《新唐书·诸帝公主》记载:“金仙公主,始封西城县主。景云初进封。太极元年,与玉真公主皆为道士,筑观京师,以方士史崇玄为师。” 睿宗十一女中排位第八。
 
  《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墓志》由徐峤撰文,卫灵鹤检校、镌勒并题篆额,玉真公主书。志文称“中大夫守大理少卿集贤院学士上住国慈源县开国公臣徐峤奉敕撰”,徐峤既奉敕撰写,应是朝廷的大手笔。志文所题“梁州都督府户曹参军直集贤院卫灵鹤奉教检校镌勒并题篆额”中“奉教检校镌勒”的说法在金石中极为少见。卫灵鹤其人不见传,但在199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的《唐故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并序》志石,是由张九龄撰,梁升卿书,卫灵鹤刻。可见,其以善书刻名于开元年间。金仙公主墓志盖四行十二字篆书,用笔娴熟,结构严谨,字型上紧下松,线条方圆结合,意境奇古,颇具特色,见图二。
 
  志文为“玉真公主书”(见图三)。玉真公主(692—762)[1]43,据《新唐书·诸帝公主》记载,“字持盈,始封崇昌县主。俄进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薨宝应时。”[2]3657与金仙公主同为睿宗之女,昭成皇后窦氏所生,是唐玄宗、金仙公主同父同母的妹妹[3]2176
于妙龄时与姐姐金仙公主一同入道。《金仙公主墓志》由妹妹玉真公主亲笔所书,这种墓志主人与墓志书写者的关系在历代墓志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它既是两位公主姐妹情深的见证,也是唐代墓志中    图 三
 
为数极少的女性书写墓志的典范。                                
 
  综观整个唐代,玉真公主是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之外,最为活跃的一位公主。“若论其在文坛的影响,可谓唐代公主中的第一人。”[1]41她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广交诗人,并大力举荐他们。从《全唐诗》与《全唐文》中保留的与公主有关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侍宴长宁公主东庄、在长宁公主流杯池游乐的诗11首,在太平公主宅或山庄游乐的14首,在玉真公主宅或山庄饮宴游乐的34首。[4]16这34首诗的作者多是李白、王维、高适、张说、储光羲等这样的盛唐大诗人。其中李白作过《玉真仙人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后者写道:“秋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咏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表达了自己不得玉真公主引荐的悲哀与穷困潦倒之情。然而天宝年间,李白最终通过玉真公主的力荐,被唐玄宗召进宫中,喜得这位大诗人“仰天大笑出门去”,自信“我辈岂是蓬蒿人。”同样,也是在这位玉真公主的竭力举荐下,王维如愿以偿得以高中。
 
  历朝墓志中志文由故者亲眷书丹的现象十分少见,而由女性亲眷,同时又是姐妹书丹的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墓志》不仅以实物形式真实展现了唐代以玉真公主为代表的善书女性的书法艺术水平,同时也开启了迄今所知女性书写墓志的先河,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墓志》应书于金仙公主死后至墓志镌勒期间,即唐玄宗开元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公元732年—公元736年)间。这时,玉真公主在40岁至44岁间,正值中年盛时,精力充沛,书写已进入成熟期,加之为亲妹妹所书,书写时格外专注,无一笔懈怠,故通篇楷法严谨、笔力遒劲,是唐代公主乃至唐代女性书法艺术的代表。
 
  关于玉真公主的书法,文献上均无记载,但从志文书法可见,玉真公主楷书宗欧阳率更体,楷法森严、端方谨饬、清和秀健、大雅无俗。其楷书书法艺术具体有以下特征:                   
 
(一)楷法森严
 
  楷书在唐代发展到了最高峰,史称“唐楷”。随着楷书的发展,其法则也日臻完备。在玉真公主书写志文以前,已出现了欧阳询的《九成宫碑》、《化度寺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众多被称为唐代楷书典范的作品。在书论方面,欧阳询的《三十六法》、李世民的《笔法诀》、张怀瓘的《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等书论名篇从书写前的精神准备、书写时的执笔、运笔方法、到章法布局的原则要领等,全面概括了楷书的基本规律和法则。在楷法盛行的时代风潮下,玉真公主的楷书无疑会在用笔、结字、章法等各个方面恪守法则。
 
  以《金仙公主墓志》中文字举例说明:如图四中的“古”字,横画逆锋起笔下顿,行笔稳健,略向上方倾斜,收笔先转锋向右下方斜顿,再回锋收笔。撇画折锋起笔斜顿,露锋出笔,饱满有力。下部“口”字露锋起笔,折划先提笔,后下顿,收笔处顺势带出最后一横。整个“古”字一气呵成,诸法兼备于有意无意间,可见书者经过了长期严格的楷书书写训练。又如图五中的“郎”字,点画精到,起、行、提、按、顿、收,每个动作都一丝不苟,左右结构左宽右窄,布白得当。“古”、“郎”二字虽为一唐代公主所书,但笔力、结字不输于几年后出现的名垂书史的颜鲁公《多宝塔碑》。再如图六中的“暮”字,结构繁复,横画众多。这些平行排列的横画需要布白匀称,间距等均,反之则会有松紧不一之感,让人看了不舒服。然而,要在落笔的须臾之间做到这一切并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图中“暮”字不仅做到了这些,而且撇捺开张、匀称平衡,尽显楷书之法度。
 
 
 
(二)宗法欧阳
 
  欧阳询的书法在唐代影响很大,《旧唐书·欧阳询传》称其:“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3]4947可见欧阳询书法的影响力之大、波及面之广。从书迹上看,玉真公主楷书受欧阳询楷书影响十分明显,无论在点画、用笔、结字等各个方面都与欧体如出一辙。下图将《金仙公主墓志》(图下简称《墓志》)与《九成宫碑》中部分相同文字列出,其师承关系不言而喻:
 
 
(三)秀丽妍逸
 
  欧阳询的书法从晋、北魏走来,吸收了“二王”书法的秀劲雅致和魏碑险绝健劲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笔力险劲、骨气劲峭、法度谨严、结构独异的书风。然欧体虽有“二王”书法的秀劲雅致,但又与王系嫡传书家的书风不同,缺少其秀丽妍逸的一面,正如南唐后主李煌所评价,“欧阳询得右军之力而失其温秀”。这也正是玉真公主楷书与欧阳询楷书的不同之处。
 
  以《金仙公主墓志》(图下简称《墓志》)与《九成宫碑》中相同文字举例说明:如下图中《墓志》“青”、“京”二字微微向左倾斜,长横左右舒展、一波三折,“青”字“月”字底的左撇以及“京”字的“小”字底,动态感极强,妙趣横生。这些细节的不同使《墓志》“青”、“京”二字比《九成宫碑》“青”、“京”二字更加秀丽、俊逸。正如朱关田先生在《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所说:“综观唐初墓志书法,虽渐见端严俊朗,精密有加,贞观末年,也间有遒媚可观者出,然终是隋日格局,拙重或出北朝遗俗,秀劲或绍江左流风……墓志书法一入高宗朝,渐见妍逸,至武周长安(701-704)年间,尤趋畅朗,有唐一代新风,融入其间,秀劲宽博,已是华润有加,尽脱陈隋遗制。”[5]250-251因此,《金仙公主墓志》秀丽妍逸的书风也恰好是唐代墓志风格转变,直至尽脱隋风的一个代表。
 
 
(四)骨肉端方
 
  玉真公主楷书与欧阳询楷书的不同之处除了上面说到的秀丽婉约外,就是这里我们要说的骨肉端方了。骨肉端方是从两个方面提炼了玉真公主楷书的特点:其一是骨肉匀称;其二是结体端方。我们知道,欧体以瘦硬著称,骨多于肉,字体瘦长。玉真公主楷书学习欧体又有所变化,在骨肉关系上,她增肉减骨,力求做到不丰肥、不清瘦、骨肉匀称;在字体形态上,她变长为方,突出了汉字作为方块字的特征。因此,整幅墓志作品静穆安详,典雅和谐。以下是《金仙公主墓志》(图下简称《墓志》)与《九成宫碑》中部分相同文字的图片举例,通过比较,玉真公主楷书骨肉端方的艺术特征一目了然。
 

 
二、唐代的善书公主
 
  《新唐书》“诸帝公主”中收录唐代公主211人,其中有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其善书者7人,她们分别是临川公主、长乐公主、兰陵公主、晋阳公主、代国公主、鄎国公主、玉真公主。唐代公主中夭折、早薨者甚多,又史海钩沉,女性事迹本不为史官所关注,加之书法小技,更难与经史、诗文、贞烈等大义相提并论,故所记愈少,再加历经千年,天灾人祸,文献史料十仅存一,故今所见7位唐代善书公主之历史文献资料,极为难能可贵,现详列于下,以时间先后为序:
 
(一)临川公主
 
  据《新唐书》记载:“临川公主,韦贵妃所生。下嫁周道务。主工籀隶,能属文。高宗立,上孝德颂,帝上诏褒答。永徽初,进长公主,恩赏卓异。永淳初薨。”[2]3646
 
  《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记载:“公主讳,字孟姜,高祖神尧皇帝之孙,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今上之第十一姊。母曰韦贵妃……贞观初,圣皇避暑甘泉,公主随传京邑。载怀温清,有切晨昏,乃自□表起居,兼手缮写。圣皇览之,欣然以示元舅长孙无忌曰:朕女年小,未多习学,词迹如此,足以□人。朕闻王羲之女字孟姜,颇工书艺,慕之为字,庶可齐踪。因字曰孟姜,大加恩赏。仍令宫官善书者侍书,兼遣女师侍读。寻封临川郡公主,食邑二千户……麟德之岁,纪国太妃韦氏薨……自后,年别手写报恩经一部,自画佛像一铺……所撰文笔及手写诸经,又画佛像等,并流行于代,可谓九族妇德、千载女师者乎。”其铭曰:“涉艺穷远,观图尽秘,露彩垂毫,泉华涌思。”[6]260-261
 
  可见,临川公主诗文书画俱佳。尤其因为“工书”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和嘉许,并将其比为“书圣”王羲之的女儿孟姜,也因此给这位书艺很有成就的小公主起名叫李孟姜,还指派专门的书法老师加以指导。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位临川公主的书法遗迹,但从文献记载中可知三点:其一,唐太宗不仅自己很喜爱书法,也很重视儿女们的书法教育,临川公主的书法就由他亲自指派老师教授;其二,临川公主“工籀隶”,说明她的篆书、隶书都写得很好。我们知道,篆、隶属于先秦、秦汉所通用的字体,唐代通行楷书,对于古时的篆书、隶书极少使用,而书写这两种字体是需要一定的古文字功底的;其三,王羲之以行书闻名,唐太宗极其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他的行书主要就是学习王羲之,所以唐太宗将临川公主比作王羲之的女儿,并赐名孟姜,说明临川公主也擅长行书,并且在风格上与王羲之、唐太宗极为相似。
 
(二)长乐公主
 
  长乐公主李丽质生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卒于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五女,母为长孙皇后。长乐公主聪慧开朗、柔顺恭谦,并以美貌闻名,又擅长书画,深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宠爱。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年仅8岁的李丽质被封为长乐郡公主,食邑三千户。
 
  《大唐故长公主墓志》记载:“公主讳丽质,陇西狄道人,高祖太武皇帝之孙、皇帝之第五女、东宫之姊也……(公主)散玉轴于缥帙,悬镜惭明;耀银书于彩笺,春葩掩丽。是以遐观遗篆,俯寻蠹册。”[6]28-29唐太宗一生酷爱书法,他的子女也多写得一手好字。这里盛赞了长乐公主的书画技艺,称:展开公主所作的画卷,悬挂的明镜也显得黯淡无光;展开公主所写的书法,就连春天的花朵也被掩去丽色。另外,考古工作人员还在长乐公主墓中发现了一方瓷砚,这方砚是长乐公主生前的实用之物,出土时砚面四周的弦纹内仍残留些许墨迹,砚面还有长期研磨的痕迹,足见公主当时发奋习书。
 
(三)兰陵公主
 
   “公主讳淑,字丽贞,陇西狄道人也。高祖武皇帝之孙,太宗文皇帝之第十九女也……□岁学书,尽钟张之妙迹。”[7]1563
 
  唐垂拱年间(武后当权时期)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书谱》序中说到:“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8]124可见,钟、张是早于王羲之的书坛圣手,连王羲之当年也要寻找他们的书迹观摩、学习。兰陵公主从很小就开始学习书法,之后“尽钟张之妙迹”,可见其书法极佳。而钟繇擅长楷书、张芝擅长章草,这说明兰陵公主可能精通楷书、章草这两种书体。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撰文者的溢美之词。
 
(四)晋阳公主
 
  据《新唐书》记载:“晋阳公主字明达,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主临帝飞白书,下不能辨。薨年十二。”[2]3649
 
  晋阳公主死时只有十二岁,但她小小年纪就擅长书法,尤其是模仿太宗的飞白书竟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连太宗的臣僚也无法辨别,可知她应该从很小就接受了书法教育,而且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模仿唐太宗的书法。
 
(五)代国公主
 
  据《新唐书·诸帝公主》记载:“代国公主名华,字花婉,刘皇后所生。下嫁郑万钧。”[2]3656
 
  《代国长公主碑》记载:“公主讳华,字花婉,世祖神尧皇帝之元孙,睿宗大圣真皇帝之第四女,今上之仲妹也。母曰肃明皇后刘氏。”附马对公主的冰雪聪明,多才多艺十分赞赏,说她“学无不通,聪捷若神,声皆绝伦……昼恒不寐,留情翰墨,书荐福寺经柱三百余言,拂石云散,垂钩露凝。兔转仙毫,初从夜月;麝霏烟墨,尽落天花……(赞词曰)学非从傅,书乃临池,归真舍逸,了静绝为。”[7]2826-2828通过这些深情地描述和回忆,我们看到了一位才华出众、聪敏过人的公主形象,尤其是她“昼恒不寐,留情翰墨”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了驸马的脑海中。公主擅于书法,并曾经亲自为荐福寺书写经柱三百余言,是一位留情翰墨的女中书手。她学习书法可能没有专门的老师,全靠自身的刻苦临池,加上她的聪慧与天赋,其书法“拂石云散,垂钩露凝”,运笔之际,“初从夜月”,笔收墨尽,如“尽落天花”。
 
(六)鄎国公主
 
  鄎国公主,睿宗女,曾“手写金字梵经三部,躬绣彩线佛像二铺。贝叶真偈,现心相于银钩。莲花妙容,呈意生于玉指。孝思惟则,道远乎哉!”[7]2330
 
  据《新唐书·诸帝公主》记载:“鄎国公主,崔贵妃所生。三岁而妃薨,哭泣不食三日,如成人。”[2]3656,又“孝思惟则,道远乎哉”,可知鄎国公主手抄经书三部应是为亡母祈福,而用“金字”足见其恭谨与诚意。其中“银钩”为成语“铁画银钩”,说明其书法工整秀丽。
 
(七)玉真公主
 
  玉真公主所书的《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墓志》是目前唯一可见到的唐代公主手迹。其结字端严、用笔稳健,整篇书法风格既朴厚古雅,又端丽婉媚,得欧体书风之遗韵,足见其书法造诣非同一般。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文献中还有一些记载唐代公主喜爱书法,学习书法的文字,但由于我们不能从这些记载中看出她们书法水平的高下,而且至今也没有发现与她们同时代的人或者后人对其书法技艺的称赞,因此这些公主在本文并未归入“唐代善书公主”之列。如《唐会要》卷35记载的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她们因临习书法而借阅二王真迹,最后将真迹遗失。此记载足见她们爱好并学习书法的热情,但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并不能因此而归入“唐代善书公主”之列。
 
三、唐代公主的书法教育
 
  唐代公主的书法教育首先离不开唐代女性教育的大环境。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女性社会地位普遍提高。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衰退和科举取士制度的兴起,教育也打破了以往严格的等级界限,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人士敞开了大门,因此唐代普通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如唐人李华在写给外孙女的信中说:“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今古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7]3195唐人李商隐《义山杂纂》将“教女”之事归纳为十条,即:习女工,议论酒食,温良恭俭,修饰容仪,学书学算,小心软语,闺房贞洁,不唱词曲,闻事不传,善事尊长。这十条其实大体可以分为四方面:一是温良恭俭、小心软语、闺房贞洁、不唱词曲、闻事不传、善事尊长等道德行为规范;二是书、算等文化知识及技能;三是料理女红、酒食等家务劳动能力;四是修饰容颜仪表。[9]46这一说法代表了唐代士大夫阶层对女性教育的普遍认识,即通过对女性习字知书的教育,使女性知礼法,守妇道。然而,这在另一方面也确实提高了广大女性的文化知识和书法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对女性的文化教育在唐代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也是唐代才女数量大大多于前朝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代对民间女性的教育都如此重视,对公主的教育就更可想而知了。当我们细读《新唐书·诸帝公主传》时,不难发现唐代公主们总体上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中国古代宫廷的文化教育自先秦时代至清末一直延续并开展着,且有其相应的规章与体系。公主作为皇帝的至亲,本身在政治、经济、教育上都享有较大的特权。虽然关于公主们如何接受教育,又由谁负责公主的教育,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流传至今的一些公主制、册和新出土的公主墓志中可以找到一些零星的记载。在公主的制、册中常常中有这样的记载,称公主: “生于公宫,训以师氏”[10]174 ;“自有闲和之性,训以师氏,备详图史之学”[10]175;“训以师氏,颇详环佩之仪”[10]178 ;“颇协生知之敏,更承师氏之训。”[10]179这里多次提到了“师氏”,唐代没有设“师氏”一职,这里的“师氏”应该是皇帝专门为公主聘请的老师,承担公主的各类教育。这些“师氏”不常置,由宫官中有才艺者充任。如德宗朝的宋氏五姐妹,按照《旧唐书》记载:“女学士,尚宫宋氏者,名若昭,贝州青阳人。父庭芬,世为儒学……生五女皆聪惠,庭芬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皆能属文……姊妹中,若昭犹通晓人事,自宪、穆、敬三帝,皆呼为先生,六宫缤媛、诸王、公主、附马皆师之,为之致敬”[3]2198。宋氏五姐妹因才艺出众,故充当了诸王、公主、殡媛之师。又如《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记载,太宗女孟姜随父避暑甘泉宫,上表起居,皆手自缮写。太宗览之,以为文辞、书法均佳,大加赞赏。于是“仍令宫官善书者侍书,兼遣女师侍读。”[6]260-261专门派人教习公主的书法、文辞,可见帝王对公主书法教育的重视。
 
  另外,在妇女出嫁之前,母亲对她的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权力。唐代公主们的生母——后妃也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她们中的很多在诗、文、书、画等多个领域颇有造诣,这对于公主们的教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譬如《新唐书》、《旧唐书》之“后妃传”中共记载后妃40人,其中有诗文、书法、绘画之长的达到11人。如高祖皇后竇氏,不仅“工为篇章规诫,文有雅体。又善书,与高祖书相杂,人不辨也。”[2]3469一代女皇武则天,“兼涉文史”[3]115,且能诗、晓音律、“喜作字”[11]9。对于她著名的《升仙太子碑》,《偃师县志》云:“观其草法极工”,“尚似章草及皇象书。” 《金石萃编》云:“飞白书久不传于世,此其仅存者耳!”《碑帖叙录》又云:“妇女书碑,始此一石。”[12]110-111它突破了封建社会不用妇女之碑的“禁令”,为后代妇女立碑之首。
 
  最后,唐代公主的书法教育除了与文化教育、宫廷教育等密不可分,也与帝王的倡导、浓郁的习书风气和唐代教育制度,尤其是学校书法教育制度的完备是分不开的。唐代帝王们的文化修养普遍很高,又都崇尚书法,尤其是唐太宗时期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编制和规模,除了国家最高学附国子监外,还增设了弘文馆、崇文馆和医学馆,置学生教习,而朝中高官贵族子弟多在弘文馆、崇文馆习书。皇室子弟另配有侍书一职,当时的书法大家柳公权等都曾任过翰林侍书,为太子、诸王等教授书法。唐代帝王对书学教育的重视还体现在除书学馆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学生也必须学习训诂、书法,具体要求如《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云:“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2]1160整个学校书法教育制度的完备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唐代公主的书法教育。另外,在情感上,上之所好,下必行之,帝王们的雅趣必然带动他们身边众多的后妃、公主、宫女的追崇。究其原因,其中既有她们对书法文化本身的喜爱,又有对帝王趣味的迎合,而后一点可以从一些后妃、公主对帝王书迹的熟练摹写中看出。
 
  
 
四、总  结
 
  唐代公主书法文化的繁荣既得益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整体氛围的繁荣与开放,也得益于公主们特殊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当然,除了唐代公主,唐代其他女性中工书者也不乏其人,她们有的是宫中妃嫔,有的是名媛贵妇,有的是民间才女,有的是江南名妓。很明显,若舍弃对这些女性书法文化的探讨,那么唐代书法史的研究将是残缺不全的。当然,由于中国古代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毕竟属于从属地位,这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们在艺术中的自主性和合法性。因此,我们的研究并非激进地要将女性书家的历史地位提升到与男性书家相同的高度上,而是试图探究古代书法史的全貌,揭示古代女性书写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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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仙公主的生卒年,《新唐书》及其他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只能根据志文资料推算。据《金仙公主墓志》记载:“(金仙公主)以壬申之年建午之月十日辛巳薨于洛阳之开元观,春秋四十有四。”“壬申之年”为公元732年,上推四十四年,则金仙公主生于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死于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列传第八·诸帝公主”中金仙公主排第九位,《金仙公主墓志》志文称其为“今上之第八妹也。”可见她是唐玄宗的八妹,排序为第八位,当以志文为是。

 《唐才子传》记载:“维字摩诘,太原人。九岁知属辞。工草隶,闲音律。岐王重之。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即玉真公主)第。’维如其言。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因出诗卷。主曰:‘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 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擢左拾遗,迁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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