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个人才能——姜寿田
www.zg-xbwh.com   2015-04-12 09:43:35   浏览次数:


 
  在山右书坛,赵社英无疑是一位迥出时流的人物,这突出表现在他没有为地域书风所限,而是敏锐地捕捉时代审美思潮,预流时风,将自身创作融入时代精神之中。但同时,这种对时风的预流,又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清醒的理性辨析。这即是在固守经典传统的基础上,来应对调整与时代风格的关系,以古法通今法,欲变而知变,同时,又不是惟变而变,而是以奇为正,以正驭奇。
 
  在当代中青年书家创作群体中,赵社英的书法创作可以划归为风格主义阵营,他对风格主义的追寻构成他创作的旨趣,同时,也构成他创作的出发点。这使赵社英的创作从一开始便表现碑的造型意志和兴味。他在全国第七届中青展上的获奖作品,便是机敏地表现出北碑趣味的颇具匠心之作。他巧妙地撷取了当代北碑大家孙伯翔的风格语汇,但却出之以陌生化、间离式的创作方式和更为轻松的笔触演绎出他对孙伯翔典型北碑风格的创作性理解与活用,所谓妙在能合,神在能离。这种风格取向的成功,使赵社英的创作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沉浸固化于这种风格的寻味之中,并初步奠定了他的风格取向。
 
  作为近现代碑学延续和拓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当代书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强烈的后碑学价值取向。如对民间书法,包括墓志、摩崖、敦煌写经、残纸、简牍的倾力和关注都表现出这一点。而以民间书法为中心旨趣的建立,在强化了书家主体意志和风格主义观念的同时,其随生之弊也同时出现。这就是漠视乃至颠覆了书法的文人化传统,使书法与人文传统,经典传统断裂,从而终至走上反经典、反文人化的道路,这造成当代书法审美的分裂。其书史反思价值在于,形式风格并不能够孤立的存在形式应该是有意味的形式。李泽厚认为,观念积淀为形式,脱离了观念的形式很容易滑向形式游戏。书法在艺术化过程中,只所以能够避免形式化、工艺化的陷井,就在于文人化的选择。书法形式风格的追寻始终在观念与形式之间保持着一种张力。如禅宗、玄学以及儒学对书法的观念渗透与影响,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与改变了书法史的风格进程与面貌。正如豪塞尔在《艺术史的哲学》中所说:“风格既不是发生学的概念,也不是目的论的概念。它既不是在艺术家之前就被设定的,也不是由艺术家作为一个目标来接受的。它既不是把各种独特的现象隶属其下的一个概念,也不是从它出发使能推导出其它概念的逻辑范畴。确切地说,它是与不断变化着的内容相关的一种动力关系概念。”清楚认识到这一点,书法风格的还要回到观念史的层面,因为纯粹的形式化追求恰恰会走向风格的反面。
 
  赵社英以北碑为旨趣和风格追寻的自身创作,在近些年也经历了一个从自信固守到困惑、转型与调适的艰难过程。这种反思与转型既来自他内心对自身创作超越的内在要求,也来自外部书法文化环境的改变与挑战。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启的回归帖学经典传统的新帖学思潮对碑学思潮予以强力反拔,导致以北碑为中心的民间书法边缘化,经典传统又回归书坛中心。这种风格与笔法的二元对立,造成当代书法审美的断裂与紧张,也是对当代书法前期片面强调形式与风格的一个必然反弹。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层面来看,这也是当代书法谋求历史超越而以退为进的必然价值抉择。
 
  在碑学与帖学又构成新一轮的对立紧张的语境中,赵社英开始了他对自身创作的反思与调整。在初期,他对自身创作的调整毋宁说是失败的。他试图全部放弃过去的风格化路迳,而纯出之以帖法,结果导致创作上的面目全非。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与反思,他在创作策略上做出了新的价值选择。既保留自身崇碑所带来的注重视觉造型风格与强调厚、拙、涩的笔法的双重优势,再融以帖法,强化笔法的丰富性和自由书写,在重骨的前提下融入韵和势。
 
  赵社英以帖学来实现自身创作突破与转型其结果无疑是颇有成效的。围绕自身创作在风格与视造型上的优势,他加大了对自身创作气韵与书写性的帖学取向。而这在他早先的创作中毋宁说是较为欠缺的。借助对帖学笔法的深研,包括从《书谱》到二王一系经典法帖的系统临摹,赵社英完成了一种鱼龙化变。他不仅渐次汰除掉了早期创作中生硬、欠缺自然韵致与畅达之弊,而且将自身注重视觉造型的风格化努力升华到一种自由书写的境界。换句话说,他将造型与笔法在一种张力结构中取得和谐一致、一任自然。其书不仅具有造型之美,同时兼具笔法之美。
 
  赵社英的个案努力,似乎给碑帖冲突的现实提供了一种解释学路径;造型意志并不必然趋向对帖学笔法的排斥,帖学笔法也自可表现造型意志。风格意志与笔法表现完全可以两相安处。
 
  无庸置疑,当代书法向帖学的全面回归与价值转向,导致一批早年以习碑成名的中青年书家的创作失语与边缘化,而帖学创作出现的复古倾向与一味推崇笔法也使帖学自身主体价值的确立陷于困顿。在这种二元价值对立与书法审美分裂与失范中,确立多元书法审美价值观已是势所宜然。实际上,碑学对帖学的霸权固应打破,帖学对碑学的独断也自应消除。碑帖各自有其本体的规定和书史有效性,其价值分合取决于书史的本体自洽。而就个体创作而言,碑帖融合也好,碑帖两极分治也罢,其所臻至的高度则完全取决于书家的创造力。在这一方面,现代书法大师于右任、林散之、毛泽东都以其先驱者的努力为当代书法提供了一种近乎完美的答案。
 
    赵社英的书法创作为我们展示出碑帖各自所具有美感,这虽然也是一条近现代很多书法大家共同走过的成功之路,但重要的是,在一个碑帖又一次面临对峙紧张的新的书法语境中,书家所需要面对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尽相同。而在这种解难题的过程中书家所表现出的美学努力和美学趣味以及生命感性都会成为不同于以往书史的独特的“这一个”。在这一方面,我愿意相信赵社英所付出创作努力的个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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